過去幾年，核四的爭議遠遠蓋過電力的其他面向問題，同時，由于爭議僵持不下，替代能源的開發也相對遲滯。事實上，檢視臺灣的供電現況，就“備轉容量率”與“備用容量率”兩項評估電力供應穩定的指標而言，去年兩項指標均已亮起紅燈。尤其去年9月15日到19日，臺灣供電備轉容量率連續五天低于有“限電風險”的6％，處于嚴峻的紅燈狀態。這是自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全臺大停限電后，十五年來臺灣供電最吃緊的一刻。
依規定，臺灣電力“備用容量率”不能低于15％，但去年我備用容量率實績值跌到14.7％，是近十年首度低于規定。在1989年到2003年間，臺灣供電備用容量率年年低于行政當局規定的目標值，那段期間，全臺共限電55次。2004年到2013年，島內備用容量率實績值都高于目標，這段期間全臺零限電。但從去年的吃緊情況看，“太平歲月”已經過去。
六年前召開全臺能源會議時，我備用容量率高達28.1％；當時外界質疑臺灣電力已經過剩，根本不需要核四。但短短五年光景，去年備用容量率已較2009年幾近腰斬，目前我們面臨的已是電力不足。受到核四商轉延宕、新電廠無法順利興建，及老舊電廠除役等因素影響，六年來臺灣備用容量率跌多漲少，顯示電源開發速度已落后電力需求。簡言之，現在的用電是在“吃老本”。
此次能源會議的主題為“未來電力哪里來”，即是希望透過能源會議的平臺，找出臺灣中長期能源發展方向。問題是，供電問題涉及高度專業和技術，在共識凝聚不易的情況下，很難透過大拜拜式的會議找到答案。更嚴重的是，供電不穩的征兆已現，臺當局卻缺乏魄力提出解決方案，民間也缺乏危機意識。臺當局去年倉促“封存”核四，對核一、核二是否延役，亦無明確方向；美其名將爭議“留給后代決定”，其實可能讓臺灣陷入缺電的危機中。
無論要不要核四，或現有核電廠要不要延役，由于新設電廠往往耗時多年規劃與建設，若等到供電不足再尋找替代方案，必然緩不濟急。以日本為例，2011年福島核災后，兩度讓所有核電廠停機徹底檢修其安全性。其后，歷經長時間辯論，盡管民間反核聲浪仍然過半，日本政府仍確認核電為基載電力之一；也因此，最快在今年夏天前位于鹿兒島的“川內核電廠”就會重啟運轉，結束日本“零核電”狀態。
日本政府甘冒觸怒反核民意之險重啟核電，關鍵就在“零核電”使其必須進口昂貴的天然氣發電取代，造成貿易逆差大增。安倍政府在經濟發展與能源安全的雙重考慮下，決定仍要緩步推動核能電力。
反觀臺灣，福島核災后，臺灣反核聲浪升高，在臺當局宣布封存核四后仍未休止。遺憾的是，臺灣“朝野”缺乏自我檢視精神，確認究竟要選擇哪一條能源道路。蔡英文最近批評臺能源政策遭公營事業壟斷，并主張修改“電業法”，將發電、輸電、配電業務拆開，不再集中于臺電手上；此一方向正確，卻緩不濟急。理由是，整頓臺電和調整電力結構是兩回事，蔡英文對即將面臨的缺電危機卻避而不談；這樣的能源對策，根本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臺灣如果不能完全舍棄核電，就必須徹底檢視核電廠的安全性，甚至可采用日本模式將核電廠逐一停機檢驗，厘清各種疑慮并完成電廠所有強化措施后，再重啟核電。而如果臺灣要提前在2025年前走入“非核家園”，則必須加速興建天然氣儲運站與天然氣發電廠，推動更嚴格的節能方案，并讓民眾和工商企業做好迎接高電價的準備。
什么都不做，問題不會自動消失。等到限電、斷電的警鐘響起，才想到要應變，恐為時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