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常委姜大明：“十四五”把非常規油氣和可再生清潔能源擺到更加突出位置
“現在人們對傳統意義上‘富煤、缺油、少氣’能源國情的認識正在發生改變。‘十四五’時期的能源規劃，建議把非常規油氣和可再生清潔能源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在提高國內能源保障能力上取得實質性進展。”全國政協常委、原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建議說。
最近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能源自給率已不足80%，比“十二五”末下降約5個百分點，特別是原油對外依存度高達72.6%，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快速攀升至43%。
“過高的對外依存度，在當前國際形勢下對我國能源安全提出了更為嚴峻的挑戰。”為此，在能源安全保障上，姜大明認為，要堅持立足國內、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據姜大明介紹，長期以來，“富煤、缺油、少氣”是描述我國能源情況的真實寫照。但近年來，這個情況有了一系列變化。
“十三五”時期，我國陸續探明數個億噸級油田和千億方級氣田，頁巖氣、煤層氣等非常規能源探明儲量大幅提升，頁巖油勘探取得重要突破，風能、太陽能、地熱能等可再生清潔能源利用在總量上位居世界前列。
在這樣的背景下，姜大明認為，“十四五”期間，我國具備了在非常規油氣和可再生清潔能源上加快發展的基礎和條件。
他建議：在油氣方面，堅持常規和非常規“雙輪”驅動，加大非常規油氣勘探開發力度；在可再生清潔能源上推進協調發展，充分發揮地熱能資源優勢；同時，加大科技攻關力度，夯實可燃冰、氫能、海洋能等接續能源的發展基礎。
具體來說：
油氣上，雖然目前非常規油氣地質勘探工作程度仍然較低，但潛力巨大。
數據顯示：頁巖氣、煤層氣等非常規天然氣地質資源量約合133.8萬億立方米，超過常規天然氣15萬億立方米；頁巖油占常規油地質資源量的1/3左右。隨著頁巖氣勘探開發的技術不斷突破，生產成本逐年下降，產量呈快速增長趨勢。今年以來美國頁巖革命遭遇挫折，但美國政府和金融資本并沒有放棄對石油企業的支持。
因此，姜大明建議，“十四五”時期，應“知難而進，保持戰略定力”。將非常規油氣資源作為國家能源戰略重點，編制國家非常規油氣發展規劃，“努力用10年左右形成國內常規和非常規油氣各占半壁江山，常規、非常規和進口油氣各占1/3的能源保障格局。”
在開發可再生清潔能源方面，姜大明認為，這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治本之策。在“十三五”時期，雖然我國非化石能源比重在逐步提高，但在地熱能開發利用上仍顯不足。
基于我國地熱能資源十分豐富，且技術已經成熟，他建議“十四五”時期，要編制專項規劃，引導不同地區因地制宜、科學規范開發地熱能。特別要鼓勵地熱資源豐富地區，將地熱能利用作為新建社區和工業園區強制性措施，推廣應用無干擾地熱系統供暖（制冷）技術，發揮雄安新區、北京市副中心、陜西西咸新區等地熱能高質量開發利用示范作用。
此外，可燃冰（天然氣水合物）、氫能、海洋能等新興能源都被看作是未來替代接續資源。近年來，我國在這些方面做了許多探索，有的還具備了國際領先優勢。
姜大明認為，“十四五”期間，應將可燃冰和氫能作為能源技術革命的重點方向。“我國必須發揮制度優勢，鞏固可燃冰開采相對領先優勢，補齊氫能發展科技短板，加強海洋能開發利用，建設新型基礎設施，打造完整產業鏈條，在全球能源競爭中占據主動地位。”
他呼吁，要編制相關中長期規劃，推進可燃冰在2025年左右具備商業化開采能力；設立氫能及燃料電池國家重大專項，開展核心材料、裝備及關鍵零部件研制和系統集成技術研發；加快市場化進程，協調推進企業深度參與；在山東、浙江、福建、廣東等地開展海上風能、潮汐能、波浪能、潮流能等開發利用試點示范，為沿海地區和島嶼補充能源，為規模化商業開發積累經驗。
全國政協常委王天戈：發展生物質能源走出一條“產業治污”之路
“建設生態文明首先要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重點是向不合理的能源結構開刀，只有這樣，才抓住了人口、資源、環境發展的要害。”在全國政協常委、臺盟中央常委王天戈看來，尊重自然規律、科學整合生物質資源能源化利用模式，發展生物天然氣產業，應是“十四五”清潔能源布局的重點。
王天戈長期調研跟蹤生物質能源的發展情況。他發現，近年來，雖然國家在生物質資源應用領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還存在一系列短板———有價值的秸稈被直接還田或者在田間燒掉，餐櫥垃圾流向了不該去的地方，凈水廠污泥變成了新的污染源，一些無宜的補貼占用了大量財政資金……與此同時，天然氣占一次能源比重偏低，對外依存度高企，化解這一矛盾，只有大力發展生物天然氣一條路可走。
“事實上是有合適的技術路線能有效緩解或者解決這些問題的。”王天戈在考察研究中發現，采取“生物質資源厭氧發酵”為核心的技術路線是很好的選擇。
他解釋說，生物質腐爛就能釋放出沼氣，其主要成分是甲烷，沼氣提純可以獲得生物天然氣。僅以秸稈為例，7億噸秸稈全部轉化成沼氣再提純成天然氣，每年可獲得含甲烷95%以上的生物天然氣近2000億立方米，完全可以替代進口。
這意味著生物質資源能源化的發展對于緩解我國天然氣對外依存度過高，保障能源安全有重要戰略意義；而分布設置的厭氧裝置也對推動我國分布式能源基地建設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為此，他建議“十四五”規劃中明確大力發展生物天然氣產業。將厭氧發酵確定為生物質能源化利用的主推模式，將沼氣或提純的生物天然氣確定為“生物質”能源化利用的目標產品，科學、精準實施中央財政補貼。
同時在產業推進過程中，推廣高產能源植物的培養、種植、采收、貯存；開放企業自主經營權，加大甲烷重整制氫技術研發和投入力度；并認真審視現有儲能設施及規劃，將生物天然氣儲能與分布式燃料電池堆儲能納入國家能源儲備范疇。
在王天戈看來，選擇這一條技術路線，還是探索“產業治污”的重要手段。“可以促成農業與生物天然氣產業聯姻，通過建立‘植物—沼氣（生物天然氣）—生物有機肥’循環發展的產業集群，調農業結構、補能源短板、促供給側改革，利用重污染耕地為農民創收，走出一條‘產業治污’的中國之路。”
全國政協委員陳進行：大力推進煤電與可再生能源協調發展
能源電力行業將一次能源轉化為清潔便利的電力二次能源，其生產過程及產品特點決定了能源電力既是生產清潔能源的大戶，又是消耗一次能源和污染物排放的大戶。因此，“十四五”期間能源電力行業的布局和發展，就關系到我國能源轉型的成效。
“對比過去5年，‘十四五’將是我國建設清潔低碳能源電力體系的攻堅期。”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大唐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陳進行認為，“十四五”期間，行業發展將更加注重以碳排放為約束條件，更加注重發展質量提升，更加注重通過新業態、新基建、新模式推動能源電力生產關系的變革。
據陳進行介紹，“十三五”前4年全國能耗強度累計下降約13.7%。電能在終端能源消費中的比重提升約2%。清潔能源消費量占比達到23.4%，較2015年提升5.5%。電源結構不斷優化，形成水火互濟、風光核氣生并舉的電源格局。
“十三五”期間，我國可再生能源保持較快增長，風電、光伏裝機容量均超過2億千瓦，居世界第一，成為我國能源電力清潔低碳轉型主力軍。同時，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取得積極進展，80%以上的煤電已實現超低排放，部分煤電甚至優于天然氣發電排放指標。目前，我國煤電機組發電效率、資源利用水平、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二氧化碳排放控制水平等均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在這樣的背景下，陳進行分析指出，“十四五”期間，以風電、光伏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和煤電將是我國能源電力體系清潔低碳轉型發展的支柱，各自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建議，“十四五”期間，能源電力行業要立足于我國資源稟賦特點，推動建設安全、經濟、綠色的多元供給體系。
據預測，2025年，我國電源裝機將達到27億千瓦，其中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占比達到48%，發電量占比達到37%。
為達到這個目標，陳進行建議，要破除一切體制機制障礙，推動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針對內蒙古、青海等風光資源條件較好的地區，須著力加快突破可再生能源規模化開發利用瓶頸，建設規模化清潔能源基地，實現更大范圍內資源優化配置。同時，在城市鄉村建立更多以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地熱能、天然氣發電為支撐的低碳能源網絡，構建集中式大電網與分散微網的互動模式。積極開展荒漠邊緣區域光伏項目建設；突破產業鏈限制，開展水面光伏等可再生能源一體化項目開發，促進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雙贏。并高度關注并做好風電、光伏建設中的生態保護工作，同步實施水土保持、生物多樣性、植被保護等措施，著手解決風電噪聲治理問題，實現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同時，陳進行認為，煤炭資源的可靠性決定了在一段時間內煤炭仍將是我國的主體能源，而煤炭清潔發電和靈活性改造技術更增強了煤電的生命力。
一方面，陳進行建議，要高度關注并盡快明確煤電在可再生能源快速發展條件下的功能定位，肯定煤電基礎性作用，持續降低煤電能耗水平和污染物排放水平，提升煤電應對更為復雜外部形勢下保證能源戰略安全的能力。
另一方面，他強調了促進煤電與可再生能源的協調發展。建議鼓勵煤電企業開展機組靈活性改造，充分發揮“托底、讓路、保供”作用，為可再生能源發展提供更多更強的調峰、調頻、調壓、備用、黑啟動等輔助服務，完善相關補償機制。并加速推廣煤電利用燃燒技術優勢和已有設備平臺協同處置城鄉淤泥、秸稈、垃圾等固體廢物和城市工業和生活污水，實現燃煤電廠功能由電源設施向新型生態環保平臺轉變。
“目前，我國能源電力體制改革已進入深水區。”陳進行認為，“十四五”必須深化能源電力改革不動搖，建立公平開放的市場體系和協同高效的治理體系。
“要進一步還原電力能源的商品屬性，完善清潔能源電價形成機制，推動可再生能源的完全消納。開展重大制度創新研究，制定科學公平的交易規則，實質性解決制約可再生能源的電網接入和市場消納等諸多問題。并正確處理好能源電力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將能源電力開發建設和草原治理、荒漠治理深度融和，推動農林牧副漁產業轉型升級，帶來更多生態效益。”
全國政協委員姜耀東：“十四五”對煤的注意力不要分散
“雖然近年來煤炭在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不斷下降，也面臨不少困難和問題，但資源賦存特征決定了煤炭在我國能源結構中的主體地位，‘十四五’期間，要繼續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要求，在發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同時，‘做好煤炭這篇文章’。”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原副校長姜耀東表示。
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原煤產量37.5億噸，進口量接近3億噸，在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為57.7%，從2007年的72.5%持續下降。2020年，在國內煤炭供給持續增加的同時，受疫情影響，下游電力市場消費卻在持續萎縮。
姜耀東預測，2020年，煤炭將供大于求，煤炭庫存高企。綜合考慮后疫情時代全球社會經濟影響以及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影響，到“十四五”末，即2025年，全國煤炭需求量為43億噸左右，2025年國內煤炭產量41億噸左右。
姜耀東介紹說，“十三五”以來，通過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煤炭嚴重供大于求局面得以扭轉，生產結構不斷優化，企業效益明顯回升，行業面貌顯著改善。但還面臨諸如產業兩極分化嚴重、結構性矛盾突出、清潔生產水平亟待提升、安全生產形勢依然嚴峻等問題。
綜合研判國內外經濟發展形勢、能源供需情況和行業存在的主要矛盾，姜耀東建議，“十四五”期間煤炭產業發展應該重點考慮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要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和科技創新，依托現代科技，促進煤炭生產由機械化、自動化向智能化方向發展。例如，今年7月10日，華為發布了智能礦山聯合解決方案，不僅引入了行業領先的5G、AI、鯤鵬云等新ICT（信息與通信）技術，還融合了煤炭行業內智能礦山建設豐富專業的實踐經驗。
第二，要建立和完善煤炭全生命周期綠色發展機制，實現煤炭由傳統能源向清潔能源的戰略轉型。例如，要加大原煤入選力度，從源頭提升商品煤質量。發展清潔高效煤電，進一步提升電煤在煤炭消費中的比重。有序發展現代煤化工，推進煤炭分質分級梯級利用，促進煤炭由燃料向原料與燃料并重轉變。加強散煤綜合治理，推廣應用高效煤粉工業鍋爐等。
第三，要建立礦區資源、生態、經濟協調發展機制。因地制宜推廣煤礦綠色開采、保水開采、充填開采等技術，最大程度降低煤炭開采對生態環境影響。大力加強礦區生態環境治理。
第四，要優化開發布局，提高生產效率。堅決退出不符合強制性標準和產業政策的落后產能，提高煤炭產業集中度，推進煤炭與電力、煤化工、新能源、建材、現代物流和金融等產業的融合發展。
同時要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重點，開展全方位煤炭國際合作，支持優質煤炭進口，維護東南沿海地區煤炭供需平衡。
全國政協委員劉振宇：將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作為轉型首要任務
“與‘要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一樣，保障能源安全、提升能源自給力是我國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鑒于目前石油和天然氣大量進口是我國未來幾十年‘卡脖子’的問題，‘十四五’期間，加強煤炭能源清潔高效利用，特別是加強煤制油煤化工技術的發展、提高產能，是在更大量級上緩解石油和天然氣進口壓力的重要手段。”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化工大學能源中心主任劉振宇認為，“十四五”維護能源安全，要在“煤炭”方面有所作為。
我國能源的發展方向和世界能源發展的趨勢一致，即清潔、高效、減碳，但唯有將這個目標與我國的能源稟賦和保障我國能源安全相結合，才能促進國家可持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據劉振宇介紹，目前，我國主要的煤炭利用技術國際領先或國際先進，一些煤化工技術的技術經濟性不遜于石油技術，煤制油技術的成本也與進口石油相當，加上約30%的燃油稅，在2018至2019年平均國際油價60至70美元/桶的情景下仍能盈利，其綜合成本顯著低于近年來布局的中-巴、中-緬、中-俄、中-中亞等陸路進口石油，且安全可靠。
在目前我國能源結構仍以煤為主，且現有煤炭可采儲量可用百年的背景下，劉振宇建議，要首先明確煤炭能源是我國能源自給的主力，是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的壓艙石這個戰略定位，將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作為能源轉型的首要任務。
其次，“十四五”期間要大力提升煤制油煤化工的技術水平和集成能力，加大產業化規模，達到替代15%~20%進口石油和天然氣的能力。大力發展煤炭利用中的節能技術，提高利用效率。大力發展三廢高效治理及資源化技術，加快示范和產業化步伐。
同時，建議設立國家專項產業基金，建立市場化的國家戰略產業運行模式，出臺燃油稅減免政策，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和技術升級換代能力。
